28岁的小丹不愿意继续在工作中内卷，从浙江杭州裸辞回到安徽阜阳老家的第一天，她就跟着父亲上田地里打农药去了。
小丹告诉刺猬公社（ID:ciweigongshe），她父亲承包了两百亩土地，种植小麦、高粱和大豆。2022年，父亲购入应用于农业领域的植保无人机极飞P100，给田里的农作物打农药。植保无人机是专业术语，它是用于保护农林植物的无人驾驶飞机。
这是小丹第一次亲眼看到植保无人机在宽阔的农田中作业。她的父亲从车上把无人机抬下来，在遥控设备的屏幕上圈地测绘、设置飞行高度和速度、制定每亩地的用药量。小丹在一旁协助父亲配药、搬运和充电，“给他打打下手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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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夏时节，正值黄淮海平原和南方地区农作物傲然生长的时段，小麦、稻谷等农作物都在奔着秋季的成熟而去，但各种阻碍农民秋季丰收的有害蚊虫也在拼命发力。正是此时，农民集中往田地里播撒农药，成为了保障收成最有效的方式之一。
在过去长久的年月里，小丹的父亲往往需要雇佣十几个人才能给两百亩地打上农药，每年打上3~5次药，才可等到丰收季的到来。但现在父亲一人使用植保无人机，三个小时就能完成作业，这其中还包括了准备机具、补药和换电池的时间。
如今，农民的劳作方式早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php化，而身处大城市的人或许对此无从所知。当我们把目光跟随着植保无人机在天空中驶过的轨迹，抵达中国19亿农耕土地上时，我们深知:农民不再是传统的农民，农具也早已经数字化变身。
2023年初发布的《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（2022年）》显示，截至2021年，全国植保无人机保有量12.1万架、年作业10.7亿亩次。市场的数据显示，植保无人机背后的核心玩家，直指两家总部分别坐落在深圳和广州的公司:大疆创新和极飞科技。
也是这两家公司的产品，python让我们看到植保无人机均匀地喷洒着农药划过田野，新农人的身影在田间忙碌，每天下地工作的时间压缩到8小时以内。当用蛮力种地的时代过去时，科技的力量早已将劳作方式重塑成形。
但是，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?
植保无人机发展简史
世界上最先把小型无人机运用在农业领域的国家是日本。1983年，雅马哈公司接到来自日本农林水产省提出的一个要求:发明单旋翼无人直升机。经过四年的研究探索，载荷为20kg的无人直升机R-50问世，并于次年面向市场销售。
其诞生的背景与日本城市化运动有关。20世纪50年代，日本经济高速发展，许多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，农村出现劳动力人口数量下降、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快、农村土地病虫害严重等问题。
1958年，日本最先采用人工飞机航空施药，但飞行作业高度在8~13米的较高位置，再加上60~80千米/小时的速度，导致药物飘移严重，药物没法儿精准落到农作物身上，不仅造成大量次生灾害，也污染了环境。甚至还导致坠机、作业操作故障等安全问题，如此之下，日本走上了研发、制造农用无人机的道路。
经过多年发展，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植保无人机第一大国。
同属东亚经济圈，日本的发展历程对于中国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，隔一段时间，我们就要踩着日本的经验过一次河。
中国的第一台植保无人机要追溯到2010年，它是由江苏无锡汉和航空技术公司生产的3CD-10，是一台单旋翼油动植保无人机。当年在郑州“全国农机博览会”上首次亮相，从此开启了中国植保无人机商业化的第一步。
2012年4月，一场关于低空航空施药技术的会议在北京小汤山举行，全国农业技术机构、制造公司、保值站长等学术政商领域的80多位人士汇聚一堂，并观摩12种单旋翼和多旋翼、油动和电动植保无人机。
记录此次会议的资料称，“以此为起点，低空低量航空施药技术研究开始在我国逐渐成为热点。”
期间，另一支科研团队在中日韩三国之间php开展“植保无人机水稻低空施药技术研究”，三方所有参与成员共享无人机施药技术研究成果和信息，最终撰写了一份总结报告。这为后来无人机在全国推广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当时，国内的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，导致农村劳动力减少，而人工喷药导致农人中毒的现象屡见不鲜，加速了农用无人机研制的紧迫性。
顶层设计把无人机在农业领域的运用谋划得更高，它将是现代化农业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而要把“专业玩具”变为改造农耕生产方式的“生产力工具”，还需要更具创新力的市场主体来完成。
同样是2015年，政策将植保无人机的国家级补贴试点地放在湖南、河南两省，它的发展和应用被推入快车道。与此同时，中国植保无人机领域的两头巨兽逐渐浮出水面:极飞科技和大疆创新。二者是该领域的头号玩家，也是竞争对手，先后进入农业领域，在同一年发布重磅无人机产品。
年初，极飞科技发布“农飞P20植保无人机系统（XPlanet）”。P20，特指飞机飞行一次的最大作业面积是20亩，工作效率大约是人工作业的5~8倍，是传统机械喷洒的3倍。
年末，大疆创新发布“智能农业喷洒防治无人机MG-1”，每小时作业量可达40~60亩，作业效率是人工喷洒的40倍以上。
相较于日本、美国、韩国、欧洲等国家和地区，农业植保无人机在中国发展比较晚，但起步非常快，如今，中国植保无人机的研发技术、用户规模已经处在世界前列。
极飞科技创始人、CEO彭斌曾向媒体算过一笔账: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农业机械国，拥有18亿亩基本农田，如果每年喷洒5次，每亩作业价格为10元，那么，在植保无人机市场上，一年的作业收入将达到900亿元。传统植保无人机提供商的优势是组装无人机，但没有核心研发能力，更多通过政府补贴或者固定关系获得销售量。在革新者眼里，这并不是一个正常的商业竞争环境，也一直导致该市场没有走向成熟。
自从极飞科技打响植保无人机商业竞争的第一枪，大疆创新迅速加入，中国植保无人机市场迅猛发展，竞争异常激烈，主要玩家数量从原先的几百家逐步淘汰，无人机产业链快速成熟。根据Frost & Sullivan报告，大疆创新在2020年取得了中国农业无人机市场份额的54.82%，排名第一;极飞科技为37.59%的市场份额，排名第二。
在极飞科技和大疆创新发布量产级农业无人机以前，雅马哈是全球农业无人机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企业。之后，第一梯队的位置被两家公司牢牢坐住，剩下的企业只能在价格战和产品战中夹缝生存。
而那些散落在农田、果林间的充满趣味性植保无人机故事，也基本上是围绕两大巨头展开的。
“植保飞手”独有的浪漫
除了给自家农田打药，小丹的父亲还加入了植保无人机飞行团队，团队内拥有20多架植保无人机。小丹的父亲在阜阳附近接单，给其他农人家里的田地打药，以收回其高达6万元的农业无人机购买成本。
“我父亲是挺新潮的人，他都50多岁了，还跟飞手团队里30多岁的年轻人一起操作。”小丹说。
这实际上是在进行农业管理。在整个农业的生产周期中，分为耕地、种植、管理和收割是四个基本环节，植保无人机参与的是管理环节。
根据极飞科技的数据，飞手用户群体中，超过50岁的人很少，集中在25岁到50岁之间;他们分布在东北地区、西北地区、华北地区，而西南地区则很少;他们每年4~9月最忙，植保无人机多用于农药喷洒、化肥施用等等用途。
购置植保无人机的人大多是植保服务团队、大农场、合作社等等，他们对植保无人机的需求量、更新换代频率较高。根据统计，极飞科技农业无人机在激活后第一、二年飞行率较高，第三年飞行率开始下降，第四年飞行率下降幅度较大。
对于农民而言，单独购置一台无人机的价格不低，而无人机的生命周期通常只有3年左右，更加不划算，这便催生了机动性较强的临时团队。
蒋天雄是一名大学生。2023年夏天，趁着暑假有空余时间，他在贵州福泉组建了一支植保飞手团队，三个小组、七台农业无人机、数十位职业飞手，走进各村各户的农田中进行飞防作业。6月到8月中旬，是蒋天雄最为忙碌的一段时间，早上五点起床打药，晚上七点左右才能回到家中。
在提前与村委会进行联络后，他与同伴开着皮卡车来到与村民约好的地块。通常由两人相互配合，一人负责搬运、配药、充电等辅助工作，另一个人操纵无人机。打开机翼、装入农药、启动螺旋桨，蒋天雄娴熟地操作着植保无人机升空飞向目标地块，雾状的农药均匀地洒在稻田上。
他在2020年10月从贵州考到重庆科创职业学院读大专，原本不是学习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，入学一星期后，他发现自己对无人机技术非常感兴趣，立刻提出了转专业的想法;再加上他看好无人机行业的发展前景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。在校期间，他学习了各种无人机的组装与调试，包括航拍无人机、固定翼无人机、植保无人机等等，并顺利拿到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CAAC无人机机长执照。
然而，不同于经过专业培训的人，像小丹这样的“新人飞手”，则表示:“我感觉好像哪个流程都不简单。”首先是配药，无论是农药还是肥料，需要一种一种地稀释，不能出现任何混淆。搬运也是一项大工程，除了体型庞大的植保无人机，还有药箱、水管、发电机等装备需要从车上转移。大约飞行8～13分钟，植保无人机就需要更换一次电池，充电过程中柴油发电机也会传出巨大的轰鸣声。
其实蒋天雄打药的整体流程也并不轻松。“要想保证效果好，基本在飞行过程中都属于高度集中状态。”蒋天雄说，“还要保证飞机飞行过程的安全。高温暴晒也是不可避免的，每天出行，团队里的人会根据个情况穿防晒衣、喷防晒霜之类的，天气热，饮用水用量也很大。”
纵使如此，蒋天雄对“植保飞手”这一职业仍有极高的热情。“这个工作能给我自由，我们一般只工作半年，下半年就能休息了。”此外，每月1～3万元的薪资也达到了他的心理预期。
每当“植保飞手”带着无人机出现在田野上，原本依靠人工打药的村民们，总会投来好奇的目光。“村里的叔叔阿姨们都特别热情，中午还把我们叫到自己的家里吃饭呢。”村民们会走进地里查看无人机打药的效果，他们脸上露出的满意笑容，同样让蒋天拥有成就感。
“这片田是我打下来的”，这是“植保飞手”独有的自豪与浪漫。
植保行业的“黄埔军校”
“至少在贵州，植保很赚钱，目前行业很可观。”谈到植保飞手这一职业的发展前景时，蒋天雄这样说。
极飞科技根据自己的用户进行过计算，飞手通常对农业无人机使用强度较大、使用频率较高，在农忙季节进行密集作业，在相对闲暇时也会存在作业活动，且存在跨区域作业的情形，工作能力较高的飞手一年内的作业量能达到20000亩次以上。
结合实际操作中应用场景的复杂性、使用者操作熟练度等因素，假设按照2亩次/分钟的作业速度测算，通过80小时飞行约可以完成9600亩次作业，以单亩次收费6~8元测算，能够取得57600~76800元收入。
中国作为农业大国，每年需要大量的人员从事农业植保作业。人社部在2019年的判断是，全国“无人机植保从业人员需求量是40万人”。但蒋天雄也结合自身观察提到:“再加人进来也行，不过机械化操作，可能需要不了那么多人，飞手人数会慢慢达到饱和状态。”
这些飞手大多来自两个培训机构——也是业内的“飞手黄埔军校”。
大疆创新创立的慧飞培训中心和极飞科技成立的极飞学院，分别在全国31个、13个省市区设置线下编程客栈学习分校（网点），为市场培训出大量飞行员或操控手。他们要学习操控和维修无人机，也要学习农作物主要的病虫草害防治技术。培训学院起到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为该领域培训人才，把飞行标准落实到个体身上，提高该领域专业人士的数量和水平。
植保飞行手肖红是从大疆创新的慧飞培训中心结业的。在购买大疆T25农业无人机后，代理商赠送给肖红家两个考证的名额。
“这个证书只是一个门槛，是针对农业的，为了防止‘黑飞’，再就是可以走保险。” 她说，第一天讲解配药、飞行安全等理论知识，第二天按照考试流程学习实际操作，最后的考试需要先绘制地图，然后操纵无人机完成飞行。只需要两天半的时间，肖红便获得了大疆农业无人机的飞行资格。
肖红也是从大城市辞职回乡的年轻人。5月19日，肖红的父亲突然发生脑梗，半边身体完全动不了。本从事服装设计工作的肖红辞掉在广州的工作，回到广西桂林的老家，和弟弟一起扛起家庭的重担。
在肖红的记忆中，父亲一直承包土地，从刚开始的几十亩、几百亩，到现在已经有一千多亩。平坦连片的土地上，水稻旺盛生长，肖红家作为种田大户，把刚采摘下来的稻谷卖给镇上的粮管所。
父亲生病这天，恰好是他拿到大疆UTC证书的第四天。这意味着他本可以“持证上岗”，独立驾驶植保无人机打药，但命运的齿轮突然宕机了。
往年，肖红的父亲会请植保飞行团队用无人机喷药，价格是12元一亩，每年打2~3次药。随着越来越多的旱地改为水田，小红的父亲在2023年承包的土地增加了三百亩。
这一情况与国家土地经营权流转政策有关。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，截至2021年4月，国内土地流转面积超过5.55亿亩，涉及全国1239个县市区、18000多个乡镇;而在2010年底，亩数仅为1.87亿。随着土地流转加快，各地近年逐渐出现“种粮大户”。
“折算下来，还不如我们自己买一台”，于是在2023年3月，肖红父亲以6万元左右的价格，购入了一台大疆T25农业无人机。
在目前接触过的无人机品牌中，蒋天雄对大疆的农用无人机情有独钟，他正在使用T20、T30、T40三款产品。
总体而言，他被大疆农用无人机的两点优势吸引。
第一点是避障功能。飞行过程中，安全排在第一位，无人机在遇到障碍物时，能否自动暂停极为关键，否则将会造成“炸机”。而大疆在2020年发布的T30农业无人机，就已经实现了360度全向避障功能，绝大多数无人机是前后避障和仿地飞机，目前只有大疆支持向上避障，这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品牌的技术。
T30的主要竞争产品来自极飞科技的P80农业无人机，二者在部分功能、性能方面的综合性能旗鼓相当。这两款产品之后的有力竞争产品，是两家厂商在2022年发布的极飞科技P100和大疆创新推出的T40。
它们各有千秋，T40具有更高的载重能力，单架次飞行可搭载更多负载，而P100的作业速度更快、作业均匀度更好。植保无人机早期机型都以10L为主，随着技术发展，逐步发展到16L、20L、30L、40L。
第二点是快速充电。蒋天雄使用的T30用10分钟就能充电，两组智能电池和一台充电器、或一台充电站即可循环作业。T50更恐怖，只用9分钟即可完成快速充电。因此，充电速度快与慢也成为商家的卖点之一。
一架无人机、一只手柄，便能完成从地图测绘到播种洒药，无人机技术在农业领域大放异彩，为新型农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。年轻人回到农田“开飞机”，这是新科技与新生代的碰撞，在春耕秋收的流转中，他们真切感受着从脚踏泥土到手握蓝天的变化。
6月3日，肖红第一次独立用植保无人机打药，她在小红书记录下这次首飞:“当我看到无人机从叔叔的眼前飞过，一双眼睛充满了好奇，和终于不用再请人工喷农药的洒脱。”
大片水稻即将进入收割期，最后一季水稻也已经种下。肖红负责用植保无人机给水稻打药，弟弟则管理农田里的日常事务。
不同于城市工作的朝九晚五，田野带给肖红专注与自由。“没有需要完成的KPI，我现在一心就在想怎么把我的田种好。”